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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游戏编年史>学院派研究 东西方游戏开发文化差异谈 下部:欧美观点 编译:A9VG 彩虹泪亭,原文出处:gamasutra
日本游戏开发的结构和方式和北美或者欧洲的都有巨大的差别。而且,在大多数的日本游戏工作室中,外国的员工并不常见。
游戏业的工作时间之长和要求之高已经很夸张了,这些外国的员工还必须要去面对文化和语言上的困难,以及来自他们的老板和员工的种种要求。虽然这些外国员工只占了员工总数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对于日本商业文化,工作习惯以及游戏开发的体验给了他们和西方同行们不同的看法。除了基本的文化和语言上的困难,不同的团队组织,办公室等级系统,游戏的设计哲学都让这些游戏开发者有了独特的体验。 对很多人来说,日本就是游戏的同义词。“……如果没有日本的贡献,今天游戏业也许根本就不存在……”Silicon Knights的Denis
Dyack在给Chris Kohler的关于日本游戏业的论著“Power Up
”写的序言中这样说。也许这些从国外来到日本从事游戏业的人们对着日本游戏开发有着最佳的视角。我们最近采访了三个这样的“外国游戏开发者”。 JC Barnett 是一个在东京某公司工作的英国人,这是他的笔名。他的Blog,
Japanmanship,覆盖了他关于日本游戏业以及文化方面的种种观察。他对于生活,日本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以及他对付这些日本人的策略让他成为日本的外国人中显眼的一位。他简洁而深刻的评价了日本的人在工业和其他一些方面的工作习惯,吸引了很多国外的游戏开发者和游戏爱好者的眼球。 Greg Tavares 是一个有着20年游戏业工作经验的老手了。他参加了 Sid Meier’s Pirates, Wild 9,
Crash Team Racing, 以及 Loco Roco的开发工作。他在日本工作过七年,最近回到了美国。 Dylan Cuthbert从英国的 Amiga development
开始了游戏方面的事业。在被任天堂看中之后,他加入了横井军平的团队,后来为 StarFox
游戏工作,然后又在美国和日本两地为索尼工作过。2001年他成立了位于东京的Q-Games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最近的游戏是 Pixel
Junk,这是PS3上的一系列休闲游戏。
通往东京之路
“我觉得我留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因为生活。东京是一个很容易爱上的城市,只要你有那么一点点的狂热。所以我的决定基本都是因为我对于留在东京的生活的渴望。在东京工作就变成自然而然了。”Barnett说。
现在的大学校园里,遇到一个渴望到日本工作的学生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对于日本的兴趣和对于游戏的兴趣常常是伴随着的。许多学生都寻求着有一天能在日本生活。“那些有经验的游戏开发者会更加现实一点,(在日本从事游戏工作)的超长工作时间的故事对他们影响更大。但那些年轻人,正期待着进入这个行业,他们表现的难以置信的热情。这里面显然夹杂了偶像崇拜的因素,每个人都以为他们会有机会和宫本贸一起去做下一个塞尔达,或者是其他什么百万大作。”Barnett说道。
无论如何,这样的好奇每年都给日本带来了交换留学生,英语老师,以及游戏开发者。Taveres说:“我从95,96年的时候开始认真的学习日语。1997年下半年的时候我没有工作,我对自己说,嗯,我没有女朋友,也没有老婆和孩子来拖累,也许如果我真的想学日语的话,我就应该去日本。”于是我就来到日本学习日语。但我没有钱,所以我必须给自己找到一份工作来活下去。
虽然大多数外国来的游戏开发者都是故意选择留在日本生活的,但也不全是这样。Cuthbert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要在日本生活:“当我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对日本并不了解。我给Argonaut
Software在GB上作了一个3D的演示,这个东西被任天堂看到了,两周之后他们把我们接到了京都,把这个演示给他们的工程师看。京都和日本人都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因为这个第一印象,我开始决定我要在这里工作,生活。”
公司差异
日本的商业文化在西方有着恐怖的名声。那些关于日本的生活的工作的书籍中,都有很多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可违背的条例的传说,以及“枪打出头鸟”这类的日本谚语。还好,游戏业稍微松驰一些。按照Barnett的说法,“并没有那么多的深鞠躬,没有人着正装,头头和领导们也基本上处在非正式的状态。你可以开他们的玩笑,和他们喝酒。当然,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要自由一些,但我看到我的同事们行事也没有你可能会想象的那样拘谨。”
Cuthbert说,文化的差异可以导致冲突。“日本的管理者比西方的管理者对于你的工作要关注的多,这样的做法有时候和外国人那种天生的自我感觉良好有些冲突。不过几乎在我所有的项目中,我的上司都只是试图保持融洽和秩序,以便员工可以得到更高的工作效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会无理取闹的日本老板。”
然而,在日本最大的问题是工作时间。根据日本礼仪,老板离开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下班,老板离开之后下属们也要按照等级顺序下班。这和你手上有没有工作无关。按照Tavares的看法,这样导致了在办公室里熬时间的现象。
“那些日本人并不是工作很长时间,”他说:“他们就是在单位呆的时间特别长。这基本上个文化现象。在日本,他们有后辈前辈这样的体制,我觉得有点类似这里的兄弟或者姐妹组织。基本上,每一个新人都被安排在另一个人的下面。那个人对你负责,你就按照那个人说的一切去做。”
“在这种文化制度下,你不能比任何等级高于你的先离开公司,所以如果你的前辈,你的老板没走,你就不能走。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但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则……如果你违反,你就不容易被提升。因为日本的现在的经济状况,大多数公司都无法支持终身的职位了,但大多数日本人还是会按照那个系统下的习惯去做。”Tavares补充道。
根据Barnett的说法,“外国人的身份当然还是有助于打破这些陈规的。但速度很慢。在一个新的工作职位上,我通常开始都会遵循我的同事们的工作时间,然后慢慢的缩短。让人们习惯你的工作时间是很慢的。当他们开始习惯我总是每天第一个来的时候,我每天也都是第一走的事实就不那么震惊了。当然,我同时必须保证我的工作都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有条有理。如果我的事情耽误了或者还没有头绪那当然就说不过去了。”
他继续说:“我肯定我的老板希望我能够按照日本的时间去工作,但即使是他们也接受了(我的做法)。事实上,我通常都是作为一个榜样先驱,然后我的同事们都学着我的例子,他们来得更早,走得也更早,而我已经是破坏了规矩,他们就干脆无视了。我觉得这样很激励人。”
虽然日本的工作时间臭名昭著,游戏业的工作时间也一样。一天只有24个小时,最长的工作时间是有上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也不一定就比西方更加糟糕。Cuthbert指出:“这个世界上工作时间最糟糕的地方是美国,我在美国工作了大概三年,所以我很直接的知道情况。我还能听到美国人说他们周末两天都工作,平时的工作时间非常的长。我在日本工作很努力,但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每个公司之间工作时间都不一样。Barnett的blog里充满了关于合作者通宵的故事,而Tavares则说:“在世嘉,我们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11点半,每周工作五天,每天要花一小时二十分钟从公寓到公司。我可以承受,因为我为在日本的特权而高兴。当我第二次到日本工作的时候,工作时间就要长一些了。”
语言和文化问题
对于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而言,语言障碍总是个问题。有时候甚至有人在日本生活了好些年还是不能够在日本餐厅点菜。美国国防部把日语和汉语,韩语,阿拉伯语一同归类为第四级语言,需要63周的高强度学习才能达到“有限的熟练使用”,而那些三级语言,比如越南语,泰语和俄语只需要43周的学习时间。
按照Tavares的说法,日本和外国的开发者都需要适应语言障碍。“我觉得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我的日语不怎么样。然而我的编程能力还是很好,所以很快一些他们做不来的事情都被交给了我。我的小组里有一个人会说英语,他帮助我,但我同时要求他不要和我说英语因为这样我才能更快的学习日语。许多的交流都是通过画图解决的。”
Cuthbert在他刚刚开始在日本工作的时候也面临了同样的障碍。当我们问团队如何去适应他的时候,他说:“他们去学英语了!宫本茂大部分的英语都是从StarFox小组学来的。不过当项目快到结尾的时候,我在学习日语上的进步比他们学英语的进步要快,当我们开始StarFox2的开发的时候,交流就完全是用日语进行的了。”
对于一个把日语当作二外来学习的人来说,最难的部分是敬语,一系列表示谦让和尊敬的动词活用和词汇。这些东西主要在工作场合使用。一个人要使用谦逊的词来说自己,用尊敬的词来表达他们的上级,客户。在Cuthbert看来,“我先学了一般的,口语化的日语,然后再慢慢的学习敬语和正式日语。因为每个人说的都是常规的日语,这个学起来容易很多,敬语更加的笨拙,而且很多时候不自然。”
可是,日本人其实并不指望外国人会说敬语,即使在合适的情况下。事实上,许多外国人都抱怨日本人觉得外国人根本不可能会说日语。更糟的是,管理者会在他们的外国员工面前利用这些弱点。Barnett说,“一开始,我的日语很差,这成了老板在我头上晃来晃去的一个显然的原因。每一件我要求的事情,我的任务,我的错误都会被和你的日语能力如何如何联系起来。直到我受不了了以辞职相威胁这个借口才算有个了结。”
有时候日本人会觉得跟外国人说英语是最舒服的方式。很不幸的是,这让问题更加严重,它阻止了一个外国人提高日语水平。据Cuthbert说,“他们会试着跟你说英语,不过你一定要保持自信,不要放弃,不然你就回到了英语的老路上,你的日语停滞不前。”
困难并不只限于日语。有些公司有着完全不同的设计哲学。这对于Cuthbert很明显,因为他在英国并没有接触过日本游戏,NES在欧洲游戏业没有什么份量。事实上正是他的StarFox的利润,才促使任天堂开设了他们的欧洲分支机构。“任天堂在设计游戏时对于每一个细节的关注让我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我很享受和他们的工作。我个人对于细节也是非常热心的。我可以为了让一个像素点正确而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在任天堂的工作让我找到了思维类似的人,这让我对日本感觉更加亲密了。” 对于新闻界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这允许游戏开发者不用处在宣传和市场部门的眼皮底下,有了一些自由。Barnett说:“这是我喜欢日本游戏开发的一个方面。宣传,外联,市场这些部门在游戏开发的时候保持安静。他们只是被告知产品的情况,而不是来和我们争论。”
对西方的看法
作为一个外国人可以得到关于这个行业的独特的看法,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其他人对于他们自己文化的评价。随着日本游戏玩家群体的缩小,海外市场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Barnett的同事就会采纳他的建议。“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游戏策划争论为什么我们应该给人物名称超过四个字符的位置。虽然他含糊的承认这样会对以后游戏(海外版本的)本地化有好处,但是他还是坚持认为我们现在是在做一个日本游戏,而外文版本是以后的事情。”
他继续说,“关于这些事情的计划通常都是缺乏的。注意力集中在家庭市场,这些产品的外文本地化总是一个稍后才会被注意到的问题。你可以想象,这通常都会带来巨大的问题,在很晚的时候。留给文字的空间不足,太多的纹理上面有文字,很多都是僵化代码的东西,无法自动化。我肯定绝大多数游戏开发者知道海外市场很重要,因为海外市场比日本本土市场要大,但我觉得真正理解了这点的很少,很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是所有的开发者都有这个问。Cuthbert说,“对于我们的任天堂的项目,我们会提前考虑到外文本地化的问题,确保我们的图片和文字可以在不同语言之间互换。这让我们后期开始做本地化的时候容易多了。”
给海外市场开发游戏的一个问题是,日本的游戏开发者并不理解西方游戏流行的要素到底是什么。他们喜欢他们自己的游戏的风格,日本的游戏市场从来没有对西方开放过。想要创造一个同时喜欢像战争机器和最终幻想这样的游戏的市场,营销总是很困难的。按照Cuthbert的说法,“游戏的风格可以在外表上非常的美式或者西化,游戏的主题很粗野,很写实,而日本的游戏总是很抽象,很卡通。西方的游戏不会迎合日本玩家的感受。当然有些游戏可以突破这个界限,比如Crash
Bandicoot。”
本地化的问题也许是日本不怎么接受西方游戏的一个原因。Tavares说,“这不仅仅是换上一些字幕的问题,为了让日本玩家有相同的投入感,配音也要换。如果游戏音乐有歌词的话,也需要转变成日文。如果游戏里的电台有广告和DJ在开玩笑增加了游戏的乐趣,除非这些内容也被相应的日本本地内容替换,日本的玩家不会感受到这部分的魅力,游戏的接受度也会降低。”这些事情通常在游戏被从其他地方拿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修改。
改变已经开始了,不过很慢。“在日本,曾经有这样的看法:日本的游戏都是更好的。但在过去的几年中,第一名的游戏都是西方的游戏。而且,日本没有能够保持跟上技术的进步,他们看着西方的游戏团队制作出来的系统让开发游戏变得更加容易,这让日本的团队大开眼界。”Tavares说。
Barnett对此表示同意,“一些文化高傲的因素也是原因之一。一些日本人看不起西方的游戏,他们就和一些西方人一样,认为自己的游戏总是更好。这都是空话。有时候我的同事对于某些西方游戏的高质量感到惊讶,觉得那仿佛就是不可能的。”
“虽然这样说,这种观点已经越来越少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西方的游戏开发在实力上都超过了日本,他们不能再忽视,”Barnett继续到,“我的很多同事都喜欢玩西方游戏。很多发行商还是害怕引进这些游戏。GTA进入日本花了多久?这方面的事情变化就像传统的变革一样,极端的缓慢。”
需要改变
改变正在日本慢慢的发生。日本还有政府官员坚持使用铅笔和订起来账本作财务记录。个人方面的改变要快一些,但还有很多抵抗这种变化的因素,Barnett说,“日本的公司在迎合时代作改变方面就像冰山一样顽固,他们甚至还没有彻底解决工人权利和性别平等的问题……”
也许这些日本的外国员工最大的问题是工资。根据Barnett的blog,美工和程序员的工资都比西方要低。Tavares说日本的公司“……招募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工资非常的低。世嘉和索尼的程序员起步工资年薪大约是三百万日元,也就是两万六千美元。他们的顶级程序员一年可以挣六百万日元,也就是大约五万两千美元。日本的公司就是这样的,他们不在乎经验。”
他补充说:“这对他们很有利,但对于在那里工作的人不幸的是,他们只说日语,这意味着人们被局限在他们的系统上。那些努力学了英语的就有机会离开这个行业到更高工资的地方去,其他人不会……所以我怀疑这个系统恐怕不会在外力的压迫下作出改变。”
游戏业变化迅速,日本的公司也需要改变,但有些行为看上去还是不会被放弃。比如工资,工作时间,关于创新的汇报依然困扰着日本游戏开发者。“招募新人给低工资的问题没有改变,我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改变……蓝光LED的发明人愤怒的离开了日本因为公司没有给他的发明任何回报……日本的公司回报总是最小的……他的感受就是,所有的聪明人都应该离开日本,直到日本的公司改变他们的做法。”Tavares说。
也有这个行业在前进的征兆。“我看到了一些改变,虽然路还很长,”Tavares说,“他们在我还在那里的时候开始使用中间件了。同时开始使用版本控制系统了。开始从手工编写所有的东西转变成使用关卡编辑器和其他的工具。有可能是因为内部的压力促使了改变。如果一个公司开始给经验丰富的人更多的工资,那么其他的公司就会流失经验丰富的人才,除非他们也一样开始加薪。” 最后,Cuthbert总结了他关于这个产业的观点,包括了他所生活工作过的三个区域。 “英国是一种酒吧文化--人们休息和娱乐都很多,但当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有技能。”
“美国是公司文化,每个人都是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即使在小的公司也一样。所以他们对公司和公司财务的责任感很少,人们总是觉得应该得到最好的工资,装备,软件,最好的一切,哪怕根本不去用。他们只对于自己那份的工作有很强的责任感,这里有着非常聪明和勤奋的人。团体政策,流言和竞争在这里有些太多了。”
“日本的游戏开发文化还是有些‘工资人’的味道。每个人都试图通过保持安静来避免责任。他们能坚持依赖自己直到产品完成。不幸的是,这种缺乏交流的体制伤害了日本游戏业的技术发展。在所有的细节都得到完成之前,日本人从不放弃,他们不断的尝试,决不留下任何的毛糙和随意处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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